所以，當司馬遷撰寫的《史記》成書後，漢武帝看後大怒，限制了朝臣閱讀的範圍，僅限於朝廷上層的一部分人才能看。

同時，對於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有損於自身的記述，作了大量刪節和敘補。

注意，這部分可不是什麼民科的猜想，而是同樣被記錄下來的歷史事實——在《後漢書·楊終傳》中記載：“……以終深曉《春秋》，學多異聞，表請之，終又上書自訟……後受詔刪《太史公書》為十餘萬言。時太后兄衛尉馬廖，謹篤自守，不訓諸子……”

另外衛宏給《漢書舊議》這本書作注時也曾經說道：“司馬遷作《景帝本紀》，極言其短，及武帝過，武帝怒而削去之。”

因此後人看到的《史記》與太史公的原本之間，存在著比較大的出入。

後世唯一能確認的就是褚少孫續補過《史記》，所以你會在《史記》中看到很多【褚先生曰】這樣的內容。

隨後朱祁鎮引著張瑩王通二人來到了九號展櫃邊，指著其中的書冊說道：

“不過幸運的是，太史公的外孫揚惲保留下了部分《史記》的抄本。”

“這些抄本從朱元璋開國後便被收錄到了明朝書庫之中，姚廣孝在編撰《永樂大典》時將其加註到了《史記》所在的卷冊之中，直接備註為《史記》遺篇。”

“我們的超算在錄入《永樂大典》的同時還運用了ai篩查，雖然如今的ai手段還不完全成熟，但識別到【遺篇】這種字眼的時候還是很輕鬆便把它分類了出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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