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次同僚們坐在一起吃瓜，有人還邊趕蒼蠅邊看著元稹當眾嘲諷說：“適從何處來，而遽集於此！”

可見元稹這次起復有多惹人非議了。

於是沒幾個月元稹就被罷相外放了。

在這個時期，像元稹這樣逐漸認清現實、逐漸和光同塵的人並不少，比如他現在的上司、當今宰相王播便是其中之一。

王播少年時家裡窮得在佛寺裡蹭吃蹭喝，等他剛高中進士時也當過一段時間的好官，政績考核年年拿第一，很有精明強幹、不畏強權的盛譽。

可惜後來他漸漸發現官當得好沒什麼用處，只有拿錢財開路、想方設法討好皇帝與近臣，才有機會往上走。

於是他也橫徵暴斂，他也索求無度，每年都從任地上奉送百萬羨餘錢給皇帝。

所謂的羨餘錢就是在原本應收的稅款之外，另外再大肆徵收一筆錢，說“我把這地方治理得特別富庶，還能額外再給陛下獻上這麼多錢”。

誰聽了不覺得他特別能幹！

至於這錢是從誰身上剝削出來的，那就不必去提了，左右他們也去不了長安、見不著天子。

這大抵也不是某個人的錯，而是這個時代的皇帝俱都更愛聽近臣的話、更愛用想方設法迎合討好他的人，所以許多人在低谷中沉淪久了，漸漸便移了心易了志。

所以白居易在文宗駕崩、武宗繼位後，感慨於老友們病的病、死的死，提筆寫下過一首很有名的詩：“蝸牛角上爭何事，石火光中寄此身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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