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文帝的臣子大都是開國元勳或勳貴子弟，經歷過秦末的亂世與兵痞的洗禮，所以覺得劉瑞的“攻擊”真的沒啥殺傷力，甚至不及村口的老嫗罵得骯髒。

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便是始皇的大臣。在軍營裡混過的好歹是對難言毒辣的陰陽怪氣有一定的抵抗力，但是文臣就難忍受劉瑞撕開他們維持的虛假體面。也不是說文臣間就沒有罵戰，相反，大部分的貶義詞彙如蠅營狗苟都是由文人創造。但是文人罵來罵去也只針對割人或敵對的黨派，不會像劉瑞這樣直接對全體開炮，提的還是讓法儒抓狂的下九流事。

說是抓狂也不確切。下九流的存在和現代的小說電影沒有任何區別，其本質就是生產力得到發展後，手裡有錢的開始追求精神需求。可對法家而言，韓非子的五蠹與商君的馭民五術就是為了榨乾黔首的全部精力，你都有空聽書聽曲了，哪有精力建設大秦？

儒家的想法倒沒有像法家那樣極端，他們的不爽主要在於等級的具體表現是禮樂，所以當茶館搞起粗製濫造的編鐘，收購樂府不要的琴鼓，讓從宦官之家裡退下來的伎人優人奏起黔首難以聽到的樂章後，儒家裡的魯儒、宋儒不免產生禮樂崩壞之感。

對此，劉瑞的回答也是再次讓始皇的大臣破了防：“早八……四百年前就崩壞了。周禮要是真的很行，哪還有平王東遷，春秋戰國的事兒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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